文言文阅读魏郑公谏止唐太宗封(《魏征谏太宗》文言文)
1.《魏征谏太宗》文言文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〔1〕；欲流之远者〔2〕，必浚其泉源〔3〕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
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安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？人君当神器之重〔4〕，居域中之大〔5〕，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〔6〕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 凡百元首〔7〕，承天景命〔8〕，善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〔9〕。
岂取之易，守之难乎？盖在殷忧〔10〕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〔11〕。竭诚，则吴越〔12〕为一体；傲物，则骨肉为行路〔13〕。
虽董之以严刑〔14〕，振之以威怒〔15〕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
奔车朽索，其可忽呼？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，则思知足以自戒；将有作〔16〕，则思知止以安人；念高危，则思谦冲而自牧〔17〕；惧满溢，则思江海下百川〔18〕；乐盘游〔19〕，则思三驱以为度〔20〕；忧懈怠，则思慎始而敬终〔21〕；虑壅蔽，则思虚心以纳下；惧谗邪，则思正身以黜恶〔22〕；恩所加，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；罚所及，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宏此九德〔23〕。
简能而任之〔24〕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〔25〕。文武并用，垂拱而治。
何必劳神苦思，代百司之职役哉！〔26〕 ——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【注释】 〔1〕固：使……稳固。〔2〕远：使……流得远。
〔3〕浚：疏通，深挖。〔4〕当：主持，掌握。
〔5〕居域中之大：占据天地间的一大。《老子》上篇：“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
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”域中，天地间。
〔6〕以：用，行。〔7〕凡百：所有的。
〔8〕景：大。〔9〕克：能够。
盖：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。〔10〕盖：承接上文，表示推断原因。
殷：深。〔11〕傲物：看不起别人。
物：这里指自己以外的人。〔12〕吴越：吴国和越国。
〔13〕行路：路人。〔14〕董：督责，监督。
〔15〕振：同“震”，威吓。〔16〕作：兴作，建筑。
指兴建宫室之类。〔17〕谦冲：谦虚。
自牧：自我修养。〔18〕下：居于……之下。
〔19〕盘游：打猎游乐。〔20〕三驱：一年打猎三次。
《礼·王制》：“天子诸侯无事，则岁三田（猎）。” 〔21〕敬：慎。
〔22〕黜：排斥。〔23〕宏：使……光大。
兹：此。九德：指忠、信、敬、刚、柔、和、固、贞、顺。
〔21〕简：选拔。〔25〕信者：诚信的人。
〔26〕百司：百官。唐太宗即位初期，因隋鉴不远，故能励精图治。
随着功业日隆，生活渐加奢靡，“喜闻顺旨之说”，“不悦逆耳之言”。魏征以此为忧，多次上疏切谏，本文是其中的一篇。
全文围绕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的主旨，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，虚心纳下，赏罚公正；用人时要知人善任，简能择善；生活上要崇尚节俭，不轻用民力。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，但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，有利于初唐的强盛。
本文以“思”为线索，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联缀成文，文理清晰，结构缜密。并运用比喻、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，说理透彻，音韵铿锵，气势充沛，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。
译文： 听说过，要求树木生长，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；想要河水流得长远，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；想使国家安定，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。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，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，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，我虽然十分愚笨，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明智的人呢？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，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，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，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，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，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！ 凡是古代的君主，承受上天的大命，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，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。
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，守住天下就困难吗？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，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，一旦得志，便放纵情欲，傲视他人。竭尽诚意，那么即使像吴、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；傲视他人，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。
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，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，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，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，表面上态度恭敬，可是心里并不服气。怨恨不在大小，可怕的只是百姓。
百姓像水一样，可以载船，也可以翻船，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。 用腐烂的绳索驾驭疾驰的马车，这能轻视吗？身为君臣，果真能够做到：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；将要大兴土木，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；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，就想到要谦虚，并且加强自我修养；害怕骄傲自满，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；喜欢打猎游乐，就想到把三面追赶野兽，留一面放生作为限度；担心意志懈怠，就想到做事要始终谨慎；忧虑会受蒙蔽，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；害怕谗佞奸邪，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；加恩于人时，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；施行刑罚时，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。
完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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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魏郑公传后 曾巩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，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，感知己之遇，事之大小，无不谏诤。
虽其忠诚自至，亦得君而然也。则思唐之所以治，太宗之所以称贤主，而前世之君不及者，其渊源皆出于此也。
能知其有此者，以其书存也。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，而太宗怒之，薄其恩礼，失终始之义，则未尝不反复嗟惜，恨其不思，而益知郑公之贤焉。
夫君之使臣，与臣之事君者何？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。大公至正之道，非灭人言以掩己过，取小亮以私其君，此其不可者也。
又有甚不可者： 夫以谏诤为当掩，是以谏诤为非美也，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？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，而后世不见，则非唯失一时之公，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，是启其怠且忌矣。太宗末年，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，至于辽东之败，而始恨郑公不在世，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。
夫伊尹、周公何如人也！伊尹、周公之切谏其君者，其言至深，而其事至迫，存之于书，未尝掩焉。至今称太甲、成王为贤君，而伊尹、周公为良相者，以其书可见也。
令当时削而弃之，成区区之小让，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？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？ 桀、纣、幽、厉、始皇之亡，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。非其史之遗，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。
则谏诤之无传，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。 或曰：“《春秋》之法，为尊、亲、贤者讳，与此戾矣。”
夫《春秋》 之所以讳者，恶也，纳谏岂恶乎？“然则焚稿者非欤？”曰： 焚稿者谁欤？ 非伊尹、周公为之也，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。其事又未是也。
何则？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，而使后世传之，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，而必其过常在于君，美常在于己也，岂爱其君之谓欤？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，其在正邪，未可知也。而焚之而惑后世，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？ 或曰：“‘造辟而言，诡辞而出’，异乎此。”
曰：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。今万一有是理，亦谓君臣之间，议论之际，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，岂杜其告万世也？ 噫！ 以诚信持己，而事其君，而不欺乎万世者，郑公也。
益知其贤云。岂非然哉？ 岂非然哉？ 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，以其哲深旨远，而流传于后世。
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，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，以谏诤为已任，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“二百余事”。他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更脍炙人口。
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。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，总会有失误之时，“若惟扬美隐恶，共进谀言，则国之危亡，可立而待也。”
（《贞观政要》卷8《论贡赋》） 故能注重任贤，纳谏。魏征所提“薄赋敛，轻租税”，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。
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，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，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。 然而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。
后因魏征“以谏诤事付史官”，遂触“太宗怒之”。以致对魏征“薄其恩礼，失终始之义。”
以天子的威严而论，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，终不能容忍因“纳谏”而提高魏征的身价。曾巩正有感于此，便挥毫写下了《书魏郑公传后》这篇史论。
文章以史实为例证，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。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，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“诚信”的观点。
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，辩驳简捷而有力，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。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。
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，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。这篇史论，立论明确，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“治国”之道。
作者指出“唐之所以治，太宗之所以称贤主”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。然而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。
于是，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文中指出“大公至正之道”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。而“灭人言以掩己过，取小亮以私其君”皆不可取。
至于“是以谏诤为非美”的认识则更不可取。纳谏不仅有利于“治国”，且有益于后世。
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。因而“渐不知天下之得失”，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。
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“所治”与“所不治”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。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，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，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。
文章以“切谏其君者”伊尹、周公为例，指出他们之所以“为良相”，太甲、成王之所以“为贤君”，是因为“其书可见”的缘故。它不仅使后人“知其贤且良”，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。
而桀、纣、幽、厉、始皇等数君则不然。“其臣之谏词无见焉”，此“非其史之遗，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。”
因而使“谏诤之无传”。这便是“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”的根由。
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，结论已不言自明了。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，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，又避免了平铺直叙，使文章起伏有致，事与理互为增色。
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。既列举了魏征、伊尹、周公等人为。
3.普为政颇专,廷臣多忌之全文 即原文翻译
《宋史.列传第十五》原文：普为政颇专，廷臣多忌之。
时官禁私贩秦、陇大木，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，联巨筏至京师治第，吏因之窃货大木，早称普市货鬻都下。权三司使赵玭廉得之以闻。
太祖大怒，促令追班，将下制逐普，赖王溥奏解之。译文：赵普辅政是相当专制，其他的朝臣非常忌惮他。
当时官府禁止私人贩卖陕西、甘肃的大木料，赵普曾经派遣小吏到市场去买木材，连成巨大的木筏运到京城盖房子。这个小吏就趁机偷窃木材，打着赵普的旗号在京城卖。
权三司使赵玭廉知道了又禀告给太祖，太祖非常生气，督促下令追查此事，想要下旨驱逐赵普，幸好有王溥上奏求情才解决了这件事情。
4.书魏公传后 全文翻译
书魏郑公传后 曾巩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，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，感知己之遇，事之大小，无不谏诤。
虽其忠诚自至，亦得君而然也。则思唐之所以治，太宗之所以称贤主，而前世之君不及者，其渊源皆出于此也。
能知其有此者，以其书存也。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，而太宗怒之，薄其恩礼，失终始之义，则未尝不反复嗟惜，恨其不思，而益知郑公之贤焉。
夫君之使臣，与臣之事君者何？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。大公至正之道，非灭人言以掩己过，取小亮以私其君，此其不可者也。
又有甚不可者： 夫以谏诤为当掩，是以谏诤为非美也，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？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，而后世不见，则非唯失一时之公，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，是启其怠且忌矣。太宗末年，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，至于辽东之败，而始恨郑公不在世，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。
夫伊尹、周公何如人也！伊尹、周公之切谏其君者，其言至深，而其事至迫，存之于书，未尝掩焉。至今称太甲、成王为贤君，而伊尹、周公为良相者，以其书可见也。
令当时削而弃之，成区区之小让，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？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？ 桀、纣、幽、厉、始皇之亡，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。非其史之遗，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。
则谏诤之无传，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。 或曰：“《春秋》之法，为尊、亲、贤者讳，与此戾矣。”
夫《春秋》 之所以讳者，恶也，纳谏岂恶乎？“然则焚稿者非欤？”曰： 焚稿者谁欤？ 非伊尹、周公为之也，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。其事又未是也。
何则？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，而使后世传之，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，而必其过常在于君，美常在于己也，岂爱其君之谓欤？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，其在正邪，未可知也。而焚之而惑后世，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？ 或曰：“‘造辟而言，诡辞而出’，异乎此。”
曰：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。今万一有是理，亦谓君臣之间，议论之际，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，岂杜其告万世也？ 噫！ 以诚信持己，而事其君，而不欺乎万世者，郑公也。
益知其贤云。岂非然哉？ 岂非然哉？ 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，以其哲深旨远，而流传于后世。
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，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，以谏诤为已任，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“二百余事”。他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更脍炙人口。
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。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，总会有失误之时，“若惟扬美隐恶，共进谀言，则国之危亡，可立而待也。”
（《贞观政要》卷8《论贡赋》） 故能注重任贤，纳谏。魏征所提“薄赋敛，轻租税”，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。
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，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，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。 然而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。
后因魏征“以谏诤事付史官”，遂触“太宗怒之”。以致对魏征“薄其恩礼，失终始之义。”
以天子的威严而论，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，终不能容忍因“纳谏”而提高魏征的身价。曾巩正有感于此，便挥毫写下了《书魏郑公传后》这篇史论。
文章以史实为例证，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。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，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“诚信”的观点。
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，辩驳简捷而有力，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。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。
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，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。这篇史论，立论明确，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“治国”之道。
作者指出“唐之所以治，太宗之所以称贤主”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。然而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。
于是，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文中指出“大公至正之道”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。而“灭人言以掩己过，取小亮以私其君”皆不可取。
至于“是以谏诤为非美”的认识则更不可取。纳谏不仅有利于“治国”，且有益于后世。
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。因而“渐不知天下之得失”，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。
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“所治”与“所不治”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。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，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，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。
文章以“切谏其君者”伊尹、周公为例，指出他们之所以“为良相”，太甲、成王之所以“为贤君”，是因为“其书可见”的缘故。它不仅使后人“知其贤且良”，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。
而桀、纣、幽、厉、始皇等数君则不然。“其臣之谏词无见焉”，此“非其史之遗，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。”
因而使“谏诤之无传”。这便是“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”的根由。
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，结论已不言自明了。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，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，又避免了平铺直叙，使文章起伏有致，事与理互为增色。
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。既列举了魏征、伊尹、周公等人为正面例。
5.书魏郑公传后的翻译,没有找到,不是赏析,是翻译
我看到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，听从群臣的意见，而魏郑公这些人喜逢这个好时世，感激太宗知遇之恩，事情不论大小，没有不直言进谏的，虽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忠诚，也是因为能遇上圣明的君主才能这样的啊！那么，我想唐代之所以大治，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君，前代的君主之所以比不上太宗，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啊！能够知道魏郑公有谏诤之事，是因为他的奏章还存在。
君王任用臣子，臣子侍奉君王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只是极其公正罢了。极其公正，不是不许别人讲话来掩盖自己的过失，不博取小信而讨好自己的君主，这是不可以做的事。还有更不可以做的事，认为谏诤是应当掩饰的，这是把谏诤当作不好的事情，那么后代谁还会去当面谏诤呢？况且前代的君主有纳谏的美德，可是后代看不见，那就不只是失掉一时的公正，又将使后代的君主认为前代没有诤谏的情况。这是开启引导了惰怠和忌讳进谏的风气。
那伊尹、周公是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伊尹、周公的谏议切中君主的弊病，言辞极其深刻，事情又非常紧迫。他们的谏词保存在《尚书》里，不曾湮没。到现在，人们还称颂太甲、成王为贤君，伊尹、周公为良相，是因为他们的谏书还见得到。假使当时就把谏书删减毁弃，成就小小的谦让的名声，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谏诤，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们的贤能和杰出呢？
有人说：“《春秋》记史的原则是为君主、父母、贤德之人掩饰隐瞒过错，与此正好相反。”《春秋》里所掩饰、隐瞒的都是不良行为，接受谏诤怎么能说是不良行为呢？又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是焚毁谏稿的人不对吗？”我说：“焚稿的人是谁？这不是伊尹、周公做的，而是近世博取小信的人干的，那事情又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焚稿当作替君主掩饰过错的美德，而让后世去传颂这件事。这就使得后世看不到谏言奏章是否正确，而必然认定过错通常在君主，把美德常常归结到焚稿者身上，这哪里说得上是爱他们的的君主呢？”又有人说：“到君主面前说的话，出来不把实话告诉别人。这也与此不同。”我说，这不是圣人说过的话，即使万一有这样的理论，也是说君臣之间，议论之际，不想对当时的人泄漏他们的话语罢了，哪里是想杜绝告诉万世的人呢！
唉！用真实信诚要求自己、侍奉君主，而且对万世不欺瞒的人，就是郑公啊！
